我在美国墓地当小工（一）

　　许多人以为博士后是比博士更高一级的学位，这实在是个误解。至少在美国，博士就是最高学位了。所谓博士后，其实是指拿到博士学位后没找到正式工作的人，拿助教低薪做研究。说穿了，就是要人家当廉价的学术劳工。不少人把生活比作他们的大学，我则把毕业后在墓地当小工的经历比作我的博士后。

　　十年前，我拿到博士学位后，发出去几十封求职信，在家等回音。没两天，就等得不耐烦了。一个大男人，不能在家吃闲饭哪！我开车出去转了一天，不是人家不肯要我这从未做过餐馆的生手，就是我看不惯人家的脸色。黄昏时分，开入住家附近一座巨大的墓园。

　　好去处！早就瞥见过外观，这回见到真颜了：丘陵起伏、松柏遮天、芳草葱茏、鲜花点缀。这里可跟中国的墓地大相径庭；有溜狗的、散步的、锻炼身体的，简直是个公园。只见一个招工的牌子立在出口门边颇有古罗马风格的石头建筑旁，便下车去打听。园主跟我一见如故，当下就说妥了，第二天一早来上班。虽然是最低工资，我也不在乎。能够在阳光下干些拈花惹草的活儿，我觉得不比打高尔夫球差。

　　每天工作，都从花房开始。工头“恶逆”(Ernie) 派活儿，告诉我们4个小工什么花拿多少盆去几号墓地。恶逆30多岁，矮个子，壮实，没脖子，总是阴沉着脸，像只凶猛的牛头犬。其实他挺蔫的，但我的最初印象没错，逮着机会，他还是要咬人的。

　　那三个小工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：一个瘦高挑儿黑人姓“比哨”(Bishop)，他偏要大家用他这怪姓，不让叫他名字。他还真是爱吹哨，吹得清脆悦耳，悠扬动听。要是像章棣和那样有乐队伴奏，他没准儿也能出录音带呢！

　　一个健壮的，中等身材的白人叫“大嗓”(Dawson)。他的嗓门那才叫大呢！跟他一块儿干活，你就不必担心缺什么东西了；甭管在墓园哪个角落，他一声吼，花房、工具房的人都听得见。用工友们的话说，“坟墓里的尸首都要跳起来！”

　　另一个白人岁数最小，看上去还是个娃娃，傻乎乎的，什么事儿都得至少跟他说两遍。他跟希腊神话里那位大力士同名，Hercules，可是长得非常瘦弱，我们都叫他“禾鸡”(Herkie)。我的名字他们怎么绕舌头也叫不真着，索性就让他们叫我“利昂”(Leon) 好了。这些人虽然连高中都没念完，那些拉丁语的花名说得流利极了。

　　比哨

　　把各色花朵装上车，恶逆就开着那辆叮呤哐啷，随时都可能散架的破卡车，拉我们去打扮墓园。总有要给亲朋故友送花的，还有些主顾要我们定期给他们家的墓地上花。当然，还得浇水、割草、剪枝、搂树叶，诺大一个园子，活儿有的是，永远也干不完——尤其是照着比哨那种干法。

　　数年寒窗，我坐够了冷板凳。有这么个在户外干体力活儿的机会，我很高兴，一点儿也不惜力。比哨不高兴了，向我示范了几次，见我不明戏，干脆直说了：“利昂，你急什么呀？干得再多、再快，也不给你奖金。像我这样，搂一耙子，再给它退回去点儿，反正他妈的恶逆也没在这儿盯着。唉，对了，就这样。”

　　比哨的求知欲很强，他服过役，在外州驻扎过，比另外那俩小子眼界开阔些。他喜欢跟我聊天儿，天南地北，问这问那，还教训那俩小子呢：“你们甭整天价说那些猪狗都会干的事儿！咱们长这么大，什么时候跟个博士说过话？还不趁机学着点儿！”

　　别以为我尽在他们面前卖弄学问，“文革”时我在工厂干过7年，对无产阶级朴素的语言和纯洁的段子也挺熟悉，很快就跟他们打成一片了。差别在于，他们仅仅知道那点儿朴素和纯洁。可比哨不甘心，我感觉到，他心里有个声音，时不时就呼唤他，要他离开这日复一日无聊的生活。

　　有一次，他问我：“利昂，你能不能给我说说，什么是幸福？我想过很久，就是想不通。有人说发财就幸福了，要什么，有什么。可是钱买不来爱，别人还盼你死，整天算计你的钱。有人说出名就幸福了，可是名人的麻烦多了，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，我看他们也不幸福。身体不好，当然不幸福。身体好，像我这样，想吃什么都买不起，也不幸福。牧师说信了主，就幸福。扯淡！我们教会里，多半是穷光蛋，除了主以外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可是真信主啊，就盼着来世呢！可现在呢？谁要说自个儿幸福，我就管他叫骗子！”

　　我开始刮目相看这位整天嘻嘻哈哈，吹小曲儿的比哨了。我知道，他不仅是在思索人生的意义，也是在努力把自己的思想理顺，并从纷繁的具体现象中归纳出抽象的结论。

　　我想了想，答道：“对幸福，各人可能有各不相同的理解。要是用一句话概括来说，幸福就是实现自己的意愿。有的人想当总统，有的人想当富翁，有的人想当电影明星，还有人想献身上帝。当然，更多的人一会儿一个主意。但无论是什么，只要实现了自己的意愿，就感到幸福。”

　　比哨睁着大眼睛，半张着嘴，想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那意愿小，就容易实现，也就容易得到幸福，对吗？”

　　“是啊！我们中国有句谚语，‘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’。我们还说，‘知足者常乐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　　“哇！中文真伟大，你们的语言里有那么多智慧！”